——永远怀念恩师刘春田先生
余俊
（刘春田教授指导的2003级法学硕士、2006级法学博士）
农历二三月，本是春耕的时节。有一头“老黄牛”却在忙碌的春耕生产中，不幸倒在了太平洋彼岸的春田里。这头“老黄牛”，就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之父”刘春田教授，也是我们数百位弟子爱戴的好师父刘春田先生。
师父常说，“人生为一大事而来”。回望师父的一生，他就是来做大事的。“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论笔墨言论，师父所著并非最多，但论功德文章，师父立下的是不朽之勋。
师父的一生，仿佛就是为着知识产权而来，他在中国知识产权史上首开了诸多的“先河”；师父最后离开，也是因着知识产权，在他溘然长逝之际，还正在为后疫情时期中美知识产权交流的重启而呕心沥血。
捧着一颗心来，化育杏坛满园春；不带半根草去，拓得学海万般田。师父是大先生，大先生做大事业，大事业中立大德。因此，作为一名跟随先生学习20年的学生，我想从师父所作的几件人生大事出发，追忆先生，悼念恩师。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之父
师父生前多次强调：“满天星斗不如一轮红日”：“即使有满天星斗，照样是漆黑一夜，只要有一轮红日就足以照亮全球。在科学问题上，学者的任务是给人太阳的光辉，不是给人月亮和星星，更不是给人以行夜路的灯杆。一盏路灯只能照亮五十米。”师父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而且一生都是这么做的。
1978年，师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本科毕业后师从著名民法学家佟柔先生攻读民法研究生；1985年，师父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式成为人大法律系的一枚“青椒”，工号为19850006。就是这样一枚“青椒”，在随后短短三年间，就在中国首次建立了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学体系：
开设了中国最早的知识产权法课程：1985年，师父在师爷佟柔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下，在中国人民大学为法学本科生开设了36学时的知识产权法课程，该课程经法律系主任高铭暄教授同意，纪宝成副教务长批准，被中国人民大学列入法学本科教学培养计划，作为法学专业本科选修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设的系统知识产权法课程，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系统教学的开端。
编撰了中国最早的知识产权教材：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后，法律出版社约请在京民法学界专家、学者、及司法机关民事、经济审判部门的部分负责同志召开了民法通则组稿座谈会，确定编辑、出版《民法通则知识丛书》，师父负责“知识产权”和“民事权利”两个选题，并于1986年底正式出版《知识产权》一书。这是中国最早以“知识产权”命名的教材。
创办了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专业：1986年12月底，国家教委在中山大学召开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目录制定工作会议，师父担任法学学科组召集人。经过几天的讨论，学科组建议国家教委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法学新增的二级专业。该建议最终被国家教委接受，列入了1987年12月21日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87]教高一字022号），专业编号是0908，标志着知识产权法从此成为了法学领域一个新设的专业。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专业，迄今也是世界绝无仅有的知识产权法本科专业，具有世界的意义。
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知识产权教研机构：1986年6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总干事鲍格胥的倡导和帮助下，国家教委决定在中国开展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发文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根据国家教委的委托，师父与郭寿康教授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知识产权教育与研究机构。
招收了中国首批知识产权法科生：1987年，师父在中国人民大学倡导建立的知识产权法专业开始从获得理工农医专业学士学位者中招收第一批学生，攻读知识产权法专业第二学士学位，首批招生45人。正式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知识产权法本科专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知识产权法专业人才。也因此，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被誉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首批招收的知识产权法科生也被称作“黄埔一期”。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师父在初任“青椒”的头三年，就一步一个脚印，做出了一番很多人一辈子都难以取得的成就：短短三年间，就在中国首次建立了包括专门课程、配套教材、独立专业、专门机构、专业学生在内的一体化、立体式的知识产权法学体系，为之后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和人才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事涉根本，关乎长远。这些事，放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件件都是大事，任何一件都功利千秋。师父不仅做了，而且每件都做成了。的确，师父就是“为大事而来”！
如果把历史的时钟回拨30余年，我们还可以想见，这些大事的背后，实际埋藏着种种风险。在那个年代，守成比创新更安全，做事尤其是多做事，随时都可能触碰上暗礁，或者搁浅在险滩：
改革之初的中国，民智尚未完全开启。在民法领域，当时还在就民法与经济法的立法方向和定位展开着“大争论”， 而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经济的走向之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中计划作用与市场作用之争。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尽管改革开放以1978年为起点，但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中国经济的定位仍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我国才正式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不难想象，师父做成的这些大事，是在计划的阴霾犹未散去，而市场的阳光尚难普照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其风险难度可想而知，其所涉足的险滩，在今日想来也让人胆战心惊。若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断然无法激发出如此强大的行动力。
可以说，师父是以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远见，掀起了“法学领域改革开放的大潮”。尽管他当时还是一枚初入职场的“青椒”，但他做的这些事，却足以让他名留“青史”。师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之父”！
中国知识产权公共外交之父
2012年5月27日，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成立，师父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会长。此后，在中国法学会的领导下，师父团结带领全体理事会员，积极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持，在推进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筹划知识产权智库和知识产权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国法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值一提的是，师父在向中国法学会领导所作的工作汇报中，首次提出了推进“知识产权公共外交”的概念，目的是尽快让中国知识产权走出国门，融入世界。逐步从坐井观天，过渡到俯瞰世界。师父的这一想法获得了中国法学会领导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
为此，师父心怀“国之大者”，只争朝夕，继在法学领域掀起改革开放的大潮之后，又在知识产权公共外交领域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2012年5月，师父主导举办了“中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研讨会”，参会的专业人士超过1200余人，其中美方代表就有300余人。会议规模之大、层次之高、议题之广，创造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以来的历史纪录。会议在中外，尤其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美国的诸多媒体无一例外地对大会进行了正面报道。
此后，师父又联合全球知识产权教育学术的领头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合作伙伴连续主办了七届“中美知识产权高峰论坛”，其中五届在美国本土举行；连续举办了五届“亚太知识产权论坛”，举办方遍布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西雅图、日本金泽等世界各地。师父还在欧洲委员会和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的支持下，联合英国伦敦玛丽皇后大学举办了“中欧知识产权论坛”；联合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举办了“专利法研讨会“；联合日本北海道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起了“东亚知识产权论坛”；联合印度金达莱全球大学举办了“中印知识产权论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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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今，师父在美国商会的支持下，与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兼专利商标局局长大卫·卡波斯先生（David Kappos）共同作为联席主席，连续十年举办了“中美知识产权学者对话”。 美方对话专家包括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联邦专利商标局前高级顾问柯恒先生（Mark Cohen）、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前院长兰德尔·雷德法官（Judge Randall Rader）、俄勒冈大学教授埃里克·普利斯特先生（Eric Pries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合伙人陈炽律师（Tony Chen）等专家。对话形成的《中美知识产权学者对话纪要》先后呈报给了中国总理办公室、中国法学会、最高人民法院、商务部、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国家商标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等各有关部门，获得了积极的反馈。美方也在华盛顿专门召开了对话成果发布会，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在十年对话中，中美专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演了一幕幕中美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的“老友记”。师父去世后，5位美方专家深感悲痛。美方对话主席卡波斯先生第一时间发来手书的唁电，并为追思会特意录制了悼念视频；随后，又发来了由雷德法官起草，并由5位专家联名签署的书面唁电；此外，柯恒先生还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对师父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开端之际，师父又在中国法学会的支持下，第一时间吹响了知识产权学术队伍的“集结号”，以研究会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关于“301调查”的意见》。同时，还专门派出精兵强将赴华盛顿参加听证，当面向美国官方陈述研究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配合我国官方外交行动，通过学术研究和公共外交展示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进步和成就。
鉴于师父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学和知识产权公共外交领域的开拓性贡献，他连续两年当选为“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知识产权人物”。美国商会也在2018年为师父颁发了“知识产权教育杰出成就奖”（Award for Excellency in Education），这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中国知识产权学者。
自2012年师父首次提出“知识产权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先生始终心怀“国之大者”，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以超凡的眼界和忘我的精神，拉近了中国知识产权学术界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传统知识产权重镇和新兴力量之间的距离，充分展现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和领导力的中国学者的风采和人格魅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知识产权贡献。因此，先生不止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之父”，也是实至名归的“中国知识产权公共外交之父”！
这一件件大事，串起了师父光辉的一生。先生的职业生涯，以知识产权为起点，也以知识产权为归宿。尽管知识产权在今天已成为一个火热的语词，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显然还谈不上火热，甚至连冰冷都谈不上，因为当时并没有多少知识产权的概念。我想，师父之所以能够40余年孜孜以求，是因为他捧着的是一颗功德心，身上凝聚的则是心无旁骛的坚持。这样的坚持，从他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学习和教师生涯也能够得到证明：
自从1978年以北京市第三名的高考成绩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之后，45年来，师父再也没有离开过人大的校园，再也没有下过人大法学院的讲台。可以说，师父把他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大学，奉献给了人大法学院。
在人大法学的殿堂里，他心无二致，从毕业之始就投身于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体系的构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知识产权学术机构，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知识产权法专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知识产权法毕业生，编写了中国第一本以知识产权命名的教材……又从中国走向了亚洲，走向了美洲，走向了欧洲，走向了大洋洲……
这无数个“第一”，绘就出了一幅史无前例的中国知识产权画卷。所以，我们还可以说，师父把一生都献给了知识产权。他是知识产权天空中的那一轮红日，他就是知识产权的化身，是响当当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之父”和“中国知识产权公共外交之父”！
40余年来，师父始终是知识产权春田里那头最忠诚、最勤恳的“老黄牛”（先生属牛）。他以“耕耘春田的牛劲”， 数十年如一日，播撒着希望，种植着梦想，在知识产权春田里创造了无数个激荡人心的“春天故事”。
今年是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建立400年，也是知识产权概念在中国提出50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师父突然离开了我们。我想，师父是要告诉我们，在追思他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他所心爱的知识产权事业。
一生一世师生情，师父安息！
学生余俊稽首
2023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