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政策调研
文/桂琪云
在后疫情时代，伴随消费降级，越来越多的人将消费目光投向地摊，地摊经济也迎来了新一轮复苏。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担忧任由地摊经济野蛮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如何让地摊经济更好地解决灵活就业，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时又能避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噪音、食品安全卫生等问题，恰恰体现了各地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地摊经济主要面临哪些问题，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笔者利用假期时间走访了一些摊点，调研了地摊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地摊经济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宋代《清明上河图》就有对地摊市集非常生动的描绘。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满足城市市容市貌管理规定，游击式的地摊经济形态往往不得不削足适履。2008年，“占道经营”被纳入到“文明城市”评估标准，地摊经济更是成了地下活动。2020年，为了对冲疫情管控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对地摊经济进行了适度松绑。2020年3月，成都率先开始设立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经营，并且坚持柔性执法，审慎包容监管。此后，全国多个城市紧随其后，陆续出台了鼓励地摊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文件，地摊经济也随之迎来了一个发展的窗口期。
2024年6月，笔者去武汉探望家里的老人，因此有机会在晚上逛夜市。当时，湖北省很多城市的夜市都回归了，甚至由于人多，父母不得不把孩子抱起防止走散。一个热干面老板告诉我，他的一碗面卖3.9元，一个月大概收入约有8000多元。这打破了我对地摊商贩月收入不到3000的刻板印象。
某个早晨，笔者在武汉探访了一位烧饼摊主黄女士。她一大早就架起烧饼摊，撑起伞，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早高峰时段，马路上车流量和人流量都很大，是烧饼生意的高峰期，很多上班族人士都排队买饼当早餐。烧饼的成本只要1块钱，一张饼卖3元，到10点钟左右，饼基本上都卖完了。黄女士告诉我，一天可以卖出200张左右，也就意味着收入可以过万。作为一个单亲妈妈，这份收入足够应对家里的开销。
黄女士非常珍惜这个挣钱的机会。但是也经常为未来发愁。家里的老人都60岁了，孩子还在上小学，教育和医疗都需要钱。好在她身体还健康，但是也时常感到胳膊酸痛，医生告诉她需要彻底休息才能恢复。然而，选择休息就意味着不能摆摊，为了家庭，她必须坚持。
黄女士的担忧并非个例。各地政府也积极鼓励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但实际情况尚不容乐观。肖芳萍《地摊经济的政府治理研究》文中调研数据显示，50.5%的地摊经营者没有基本的医疗和社保，21.5%的摊主有医疗保险，16.5%的摊主有社会保险，但是只有11.5%的人有这两种保险。像黄女士这样的灵活就业人群尚未被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一旦生病或者出现家庭变故，缺乏经济来源，他们的生活就会陷入困顿。2020年，个别户联保保险平台曾经推出赠送“营业中断金”的优惠政策，但这一政策后续并未激起更大的浪花，便销声匿迹。
在管理过程中，城管执法同样会面临摊主配合度的问题。以往发生的众多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导致公众对城管形成了一些负面刻板印象，在一些冲突事件中，城管也会面临舆论压力。不过，这恰恰说明城管执法应该更注意方式方法，以柔性方式达到管理目标，以避免更严重的冲突。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地摊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交通拥堵。各地政府大都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性措施，但各有侧重点。在武汉，政府实行了允许分时分段摆摊的政策，让商贩在不影响白天交通的前提下，夜晚在人流量大的街边经营摊点。但是这不意味着商贩可以自由选择地点，相关文件规定不得占用消防通道和盲道，也不能露天烧烤。除此之外，还为饮食和百货设置了分类进行区。
在上海，《上海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严禁无序摆摊和跨门经营的行为，不过《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再禁止特色小店“店外摆摊”经营，在考虑到卫生和公共安全的条件下可以设立一些疏导点。这个措施能有效解决占道经营导致的交通拥堵，不过在有些城市，同样的政策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来自江西某县的一位经营者告诉笔者，有些政府划定的临时售卖点远离城区，人流较少，在选址上不够科学合理，没有征求群众和商贩的意见。
而对消费者来说，地摊商品品质与安全卫生问题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2014年6月，南京就曾经发生过地摊食品食物中毒事件，当时南京农业大学的17位毕业生在某烧烤摊购买了大量烧烤带到学校举办临别聚餐，很多人在聚餐时突然倒地，出现了呕吐症状。经过调查，这些食材都是摊主自己从批发市场买入的。这样的事件会对地摊经济的发展产生明显的阶段性影响。
这也说明，政府对于地摊经济放任自流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一方面，对于创业初期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等方式给予支持，如果是家庭负担重，经济困难人群，可以另外给予补贴；另一方面，要加强小吃摊点食材采购来源可追溯体系建设，同时，对于地摊销售食品可以采取抽检和食品安全等级认定等方式，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